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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背景：1969年松竹出品的荒诞喜剧

这是一部1969年由松竹推出的电影，脚本由森崎东与山田洋次共同执笔，导演则是山田洋次，原作据说改编自藤原审尔的《三文大将》。但如果只把它看成一部典型的山田洋次作品，反而会低估它的独特性。整部电影更强烈地显露出森崎东式的怪诞气质，尖锐、放肆、带着一点近乎失控的黑色幽默，让人看完后很难不感叹：竟然能拍出这样一部怪作。

影片名义上打着喜剧的旗号，宣传语还把哈纳肇、倍赏千惠子、谷启分别比作布鲁托、奥利弗和波派，包装成一部充满人情味的群像喜剧。但真正看下来，故事的发展却远比一般喜剧来得离奇、夸张，甚至带有某种怪奇剧的气息。它不是那种温和、圆润的笑，而是一种不断把日常推向失控边缘的笑，既荒唐又刺眼。

开场就失控：长屋、巴士与“墓场”之旅

电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森崎东式的锋利感。开场是一位老太太（武智丰子饰）颤颤巍巍地跑来想要搭上巴士，而巴士导游讲习员鹤代（倍赏千惠子饰）居然毫不避讳地对她说：“是去墓场哦！”这样毫无顾忌地把“墓场”这个词直接丢向一位老人，既刺耳又荒诞，立刻把影片的世界观定了下来：这里没有传统喜剧里的温情缓冲，只有直白、粗粝、甚至有些残酷的表达。

随后，贫民长屋里的四个男人——田武谦三、桑山正一、佐山俊二、佐藤蛾次郎饰演的角色——扛着一个据说装着彩色电视机的纸箱上了车。车上除了鹤代，还有一位负责指导新手导游的前辈，因此这辆巴士上竟然有两名导游。几人原本想在焚场下车，却不慎把箱子摔落，结果里面竟露出一截尸体的脚，瞬间把所有人吓得魂飞魄散。这个桥段从外表看像闹剧，内里却已经把“死亡”堂而皇之地塞进了喜剧的核心。

无缘佛、酒宴与贫穷共同体的滑稽崩塌

原来，长屋里的男人们因为同伴“乌马”——由伊加里屋长介出演、但只是以照片形式出现——被河豚毒毒死，便把他当作无缘佛进行火化。然而，役所保健局的左门（谷启饰）原本帮他们张罗了棺木费用，他们却把这笔钱拿去买了酒，转头办起了宴会。穷人围着酒席嬉闹、胡闹、乱作一团，这种近乎巴尔干式的贫穷闹剧，正是森崎东最擅长的写法：底层生活不是被抒情化，而是被推到荒诞的极限，形成一种又狼狈又可笑的共同体景观。

但这场宴会很快就被一个突然闯入的胡子男人打断。这个男人正是哈纳肇饰演的“御大”，他是乌马的朋友，也是从婆罗洲归来的粗暴汉子。得知乌马被这些人“放任不管”而死后，他立刻怒不可遏，认定是这群人见死不救。于是，原本在长屋里瑟缩、无责任感、只会互相推诿的男人们，瞬间被一个来自外部的暴力者逼到角落。影片在这里形成了鲜明对照：一边是共同体内部软弱、怯懦、逃避责任的男人们，一边是醉酒后失去理智、如同外来异物般横冲直撞的御大。

哈纳肇式暴走：把骨灰喝下去的怪奇场面

御大的存在感极强，而且从头到尾都像一股失控的旋风。他不仅怒斥众人，还把乌马的骨灰放进研钵里磨成粉，再加水和酱油，强行灌给男人们喝下去。这样的情节几乎已经不是普通喜剧所能容纳的尺度，而是完全进入了森崎东独有的世界：死亡不再庄严，骨灰也不再神圣，而是被粗暴地卷入身体、酒、愤怒和羞耻之中，变成一种极端的黑色笑料。

男人们四处逃窜，御大则继续大闹长屋，把房屋搅得一塌糊涂。患有心脏病的左门只能在一旁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与其说这是喜剧，不如说更像一种混乱的怪剧，甚至带着近乎恐怖片般的不安感。森崎东的手笔就在于此：他并不把笑点放在轻松机智上，而是把人性的狼狈、欲望、恐惧和暴力统统搅在一起，让观众在笑之前先感到不适。

其实早在森崎东执导的《重生的五郎》里，哈纳肇饰演的五郎就曾出现过令人瞠目的“喝尿”场面，因此这部片中让人震惊的骨灰桥段，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审美和癖性。可以说，若论“冲击力”和“恶趣味”的浓度，这部作品丝毫不输他其他怪作。

鹤代、左门与御大：扭曲的人情关系

影片中，鹤代是个性格强硬的女人，也是长屋住户之一。她带着孩子，丈夫似乎已经进了监狱，自己处于某种近似寡妇的状态。她虽然对性格懦弱的左门有所依赖，但由于户籍仍然挂在丈夫名下，因此无法与左门真正结婚。这条感情线本应有些温情或哀愁，可在整部影片粗粝、怪异的氛围中，却始终无法变得平顺，反而像一根始终绷紧的线，随时可能断裂。

另一方面，御大虽然是推动故事不断升级的核心人物，却始终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。他像一颗从外部闯入的炸弹，不断制造麻烦，几乎在每个场景里都以“迷惑者”的身份存在。影片对他的处理并不温柔，也不试图为他寻找道德上的正当性，而是把他放在一个更加荒唐、更加失序的结构中，让所有人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

当御大因为爱上鹤代，竟试图为了伤害保险从工地跳下时，左门察觉到他的意图，想要阻止，却反而被御大压在身下，当场丧命。这个段落把悲剧和闹剧再次揉成一团，死亡来得突兀又滑稽，像是命运在荒唐地开玩笑。随后在守灵夜上，御大竟把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，和死者一起跳舞，结果尸体居然又缓过气来。可御大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，转身就离开了长屋。这样的“死而复生”与“误打误撞”，让影片的怪诞感达到顶点。

结局：废巴士上的重逢与一场白砂飞舞的冲突

到了最后，左门因为向鹤代求婚，却被对方以“户籍还没解决”婉拒，只能出走，过起了近乎乞丐般的生活。结尾处，他和御大在一辆废弃巴士里重逢，而御大恰好把这辆巴士用拖车碾坏。两人为了“再会”而互相撒起白砂，像是在庆祝，也像是在继续打架，最终形成一个悠长的远景镜头。这个收束方式并不温情，反而带着一种宿命般的荒芜感：混乱没有真正结束，只是换了一种姿态继续。

整部电影看下来，只能说确实是个不得了的作品。它既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人情喜剧，也不是单纯的滑稽闹剧，而是一部把底层生活、死亡、暴力、贫穷、欲望与荒诞统统搅拌在一起的怪异电影。山田洋次的名字固然在上，但作品真正迸发出的，是森崎东式的尖锐、怪诞与不讲情面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部1969年松竹电影才会显得如此特别，甚至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。